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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百花齐放、多元丰富的特征。

统治者往往采用严格的礼乃至严酷的律法来保障这种价值的实现。[18]后来，孝才逐渐演化成晚辈对在世长辈尤其是子女对父母的照顾、抚养。

这不是停留在道德口号意义上的宣传，而是成为法定的原则和精神。家族及家庭的规模日益减小，其功能也逐渐简单，家族和家长权或还原给家庭成员本身，或者被收归政治组织国家所垄断性享有。就孝而言，则是出孝入刑，通过严刑峻法强制实施。传统儒家思想则将父母从子女那里所期待获得的收益都用孝来概括了。[45]子女自身的经济生活压力也很大，在此情况下，子女即便是想在物质、精神上对父母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尽自己孝心，却可能力不从心。

[③]由此，学界与社会纷纷从不同方面努力试图为走出家庭、社会等诸多关系的失序提供有益、有效的理论资源或实践措施。[41]至于孝己也同样是战国及以后的人们的附会之结果。如果民族国家时代正在过去，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就要拿出一个中国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可以这么考虑，但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拿出来的这样的东西。

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觉得，西方社会到目前为止的这么一个进程，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性，没有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但显然，你作为原理的部分就只是那两条原则，我觉得它们太稀释了，因为你其实没有主张任何一个东西，这就相当于：任何人都同意你的主张，等于你什么都没有主张。听上去，你做的这个工作，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仍然在继续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只不过以往人们对现代新儒家的评论是他们开得不成功，而你认为你可以成功地把现代价值开出来。像陈祖为这个人，你说他基本上还是跟你在一个阵营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说的是：在你的生活儒学的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部分，这个方面的反思是没有的。什么叫适宜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规定、没有尺度的东西。

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文明时代、即夏商周时代，其社会主体是宗族，而不是任何个人。我说的普世的不是universal，而是global，就是全球性的现代转型、全球性的生活方式转变，这是普遍的东西。而那些人则认为，儒学的价值里面不包括民主，而且儒学里面有一种价值是可以替代民主的，是比民主更好的价值。方：那么，这个三民主义，你是怎样讲的？ 黄：我用了三民主义这个词语，但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我讲现代性是讲它的共同性，是单数的。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生活方式发生现代转型以后，那套东西就不行了，所以帝制就被推翻了。方：你的意思好像是说，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你是不能接受的？ 黄：我的意思是：它们可以作为现代价值被接受，但不能作为普遍的正义原则被接受。方：我觉得你刚才对两个问题的回应，好像没有针对我之前假设提问者或批评者可能会对你提出的那些质疑。

复数的民主就很复杂了。所以，我的判断非常简单：如果你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系统，用以说明宇宙万物，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你不是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那就不是儒家。

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不能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普遍正义论。比如民主，我们过去确实没有。

如果把他这两条正义原则作为普遍原则，我们势必得出一个判断：人类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制度都没有正当性、正义性。[17] 反过来讲，真正的正义原则是先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和任何具体规范建构的。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比如，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威权主义模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黄：我已经意识到了是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体之仁所充实的正当性原则，它是一个纯粹形式原则，并不涉及具体的社会历史时代的制度设计，即不涉及仁爱的具体实现方式。

所以，在语言上，我觉得不是个问题。当然，你可以说你是用仁义礼这些儒学概念来讲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你对儒家的正面的理解，最主要的地方，你觉得始终要坚持的地方，或者说是所谓普世的地方，就是儒家的仁爱的观念。刚才谈到的八大价值，甚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我都谈到了。

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它们归结为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他搞的那个制度，以我们今天的现代价值观念来看还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但这是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所要求的。

这些批评，总的来说，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导致了民粹。[⑨] 参见黄玉顺：《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东岳论丛》2017年第6期。其实，西方世界也是这样的，法国的、美国的、英国的制度都是不同的。现代价值其实是可以从这套原理中推出来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今天的平等观念是很具体的，是制度安排性的东西。这是语言转换的问题，一个族群的语言总是在转换中、发展中的。

我因为做《香港新儒家》这本书，了解一些情况，就以香港的陈祖为来说，他绝对不是你讲的那两种倾向，他并不是要回到前现代去。而陈祖为或者范瑞平呢，他们是认为儒学对民主可以做出一些积极的、纠正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讲，就不是民主的啦啦队，而是民主的诤友。

李明辉关于大陆新儒家的论战，我是支持他的。方：就任何一种理论来说，当然要有这种形式性，否则它就不是原理性的东西了。

一、儒家正义论与罗尔斯正义论：一般原理与特殊时代性 方：刚才你讲到义的两个涵义：一个是正当性，一个是适宜性。国民政治儒学则具体针对当代中国，其基本内涵是一种新三民主义。我严格区分宗族和家族这两个概念。比如说，孔子什么时候讲过天理？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否认程朱理学是儒学。

这里面也涉及对仁的不同理解的问题，是讲差等之爱，还是讲一体之仁？其实，王阳明就反复遇到这样的追问。就以民主来说吧，毫无疑问，民主是一种现代价值，但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实现了民主之后，出现了所谓后民主问题。

中国正义论主要关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问题。《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例如中国古代，周公制礼作乐的那个王权时代的制度，包括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封建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制度，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能说它是不正义的。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然后我再说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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